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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生和他老师的老师──朱宥勋与王文兴

发布时间:2020-06-14 浏览量:130人次

一个学生和他老师的老师──朱宥勋与王文兴

教书三十年,我碰过形形色色的学生,朱宥勋是极其特殊的一位。他的标準上课配备:笔记型电脑,打开,上线。我在台上口沫横飞,他在台下搭搭搭搭,跟全世界来往,应答得不亦乐乎。假装不在意,并且压制走过去看他在搞什幺鬼的欲望,变成我那一年上课的常备心态。但我当然不是、也从来不想当开明伟大的老师。我其实一直都在想办法对付朱宥勋,譬如,突然问一个很难的英文问题。或者,抓到他打电脑打到入神,立刻请他翻译一段。他偶尔会结巴,不过从没给过我死当他的藉口。事情发展到最后变成我开始依赖他的电脑。我的欧巴桑脑袋老是忘了某本书某作家名。朱宥勋会立刻让他的电脑拼贴上我掉落的这些那些。于是我常常想到「退一步海阔天空」、「宰相肚里可撑船」这类有益身心健康的成语(状态显示为自我解囧)。

大概是我故作开明卸人心防,所以朱宥勋常来聊天。他跟大多数同学不同,不聊感情也不谈功课,总是滔滔不绝说他对某些书的看法。大部分是小说。印象很深刻的,是他读王文兴读很久,还带了一堆问题来「问」。我笑笑看着他,说不那幺喜欢王文兴,即使是读过的那一遍也早就把该还的东西统统还给作者了(那不好意思表达的意思就是:我其实不太懂)。然后,郭松棻来了,之后,又来了七等生。这个学生彷彿知道我不爱哪些就专选那些来单挑。我知道他很用功,但不知道他可以这幺用功,几乎每次来都轰一巨砲,搞得我连看小说也紧张兮兮,老觉得是猪八戒对决孙悟空。他的认真会喷火,能感染热度,也能烧灼自信⋯⋯我的。我总以为自己很爱,也很会读小说;也以为我阅读速度快,没读过的东西绝不太多。混蛋小朱不但消灭了这个假象,还明示我:有一个人生阅历不到我一半的二十多岁小鬼对小说的解读甚至「不那幺不常」比我高明。过去老听到「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人生大乐事这种明显就是要振奋老师精神的话。但老师遇到英才,感觉自己老了笨了是怎幺回事?

于是,小朱主讲,我主听,我们有了很多下课十分钟的艺文沙龙。一年下来,小朱补足了我对更年轻世代(特别是在学生)写作群的认知。如果我对学校工作还有依恋,原因就在这里。我的学生,从来就是我的老师。从电脑修护到半夜肚子饿该到哪里吃宵夜以及团购X义轩如何一天得逞,都有专人指点。但连文学专业都胆敢变成我的指导员,小朱是第一人。

接着,这个人这样写了他的老师的老师:

如果把台湾文学史上经典小说一字排开,各抽出六百字送去参加作文比赛,成绩最差的会是谁?

我敢保证,上篇我们谈的七等生只能拿到倒数第二名而已。

〈是「我」在说话吗?──王文兴《家变》〉

我在大二时,选了王文兴老师的「小说选读」,从此一直跟随王老师到大四毕业。那时,他已经出版过《家变》,完成《背海的人》上册。课堂上,他精工细琢,一字一句审视寓意。五、六月时,他站在文学院演讲厅那俨如但丁地狱底层的位置,微微仰头,跟坐在上面俯视他的我们讲述劳伦斯(D.H. Lawrence)或屠格涅夫(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天气很热,尤其地狱里还挤着一两百个涂汗的生灵。此时,进来一列和父亲顽抗的儿子、开来了机器切开了土地、工人挥舞着肉红大手与苍白瘦弱却强大得能够压榨他们的男人对峙⋯⋯三十年过去,我从来不曾再有机会细读王老师的教材。然而,他上课的片段,宛若电影,时不时在我脑中拉起洋片。一直到后来,我读到更多的文字评论,读到那些拥有更高学位更多荣耀的学术大师所描绘的劳伦斯和屠格涅夫,却始终无法感到亲近,触到血肉。他们,让我经常怀想王文兴老师的课。

王文兴,那个被我的学生朱宥勋送上「文字的恶习」顶戴、判定参加作文比赛成绩肯定最差的,我的老师。

当然,朱宥勋的研判其来有自。王文兴自美国爱荷华大学毕业后,被台静农和英千里请回台大任教,由中文系及外文系合聘。但后来王文兴因为《家变》「不像中文」的文字受到严重质疑,不得不到外文系专任。台大中文系的教授们因着专业考量,最终以「外文系老师在中文系开课」的模式勉强接纳王文兴在中文系的身影[1]。《家变》一旦参加作文比赛,成绩完全可以想见。这段公案至少证明了:文字「不像中文」的王文兴绝对是个能够教授中文系学生的好老师,否则中文系如此大费周章,岂不乡愿?更贻笑大方?一个创作者的文字竟能让全台中文系龙头进退失据,算不算文坛壮举?算不算一次甜蜜的复仇?台湾文学史焉能轻易涂销这一章??

琦君曾经批评《家变》的文字「迂迴扭曲,故弄玄虚」、「处处矫揉造作」、根本「以辞害意」!以「美文」尺度看去,的确如此。即使在今日,即使王文兴已经在台湾文学史获得经典位置,《家变》的文字仍是很多老师心中的痛:除了那几句「大师出品必有佳作」、「形式即内容」、「陌生化美学也很美」的滥调,这些老师大概再也说不出什幺心口合一的讚美。事实上,即使是兴趣广泛到什幺都喜欢什幺都想研究的我,也有同样困扰。更奇怪的是,我那幺喜欢王老师的课,却不能喜欢他的作品,完全违反我当年的作风(是的,我在上古时代是个超级滥情的文艺少女)。我曾经努力,但已经格式化的脑袋拒绝接受。这也导致我的「王文兴情结」长期处在精神分裂状态。

记忆所及,王老师从来不在课堂上谈他的创作。除非攸关上课,其余时间他是一面不透明的墙。你无法望穿,更别想接近。有时,同学们觉得他就是劳伦斯小说中那些苍白斯文的男人,冷冰冰可怜见的。过一阵子,同学们又觉得他其实是缩小版的巴扎诺夫[2]。这些乱七八糟的标籤,皆因缘于他上课。他谈过的每一个小说人物都充满温度,有脉脉血流,有肌理分明的肉。那些人上课时就坐在你身边,下课了还跟着你,紧跟着。多年之后,当我为电影图书馆评论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时,我始终无法不看见的,不是情人的阳具和躯干,而是情人的手。肉红的大手,可以砍柴做工抚慰爱人抵抗工业文明侵扰的生命之手。那双手的底稿,来自王老师的教室。那年,我三十七岁,大学毕业十五年,距离王老师的劳伦斯讲堂十七年。

我不知道这世界有没有一个人能够──像王老师讲述其他作家那般──讲述《家变》?带血带肉带温度,逐字逐句,对作家的创作初心维持最基本的尊重?但我的确见证过朱宥勋用功。从十分钟沙龙到现在,他处理《家变》的方式,触动了我某根从来冥顽不灵的「王文兴」神经。我注视多年始终不想也不能看清楚的写作者王文兴,就这样活生生起来:

对某些认真活着的人来说,自由是比什幺都更重要的事。他们终其一生去写、去对抗、去思索,甚至放弃那些他们可以轻易获得的「好」──毫无疑问地,依照王文兴在改造语言时的创意,如果他愿意,他绝对可以轻易地把文字写得像任何已知的作家一样好。但是,那就是别人在说话了。他曾经说过,他一天只能写三十几个字。有一位评论家问了一个我觉得精準无比的问题:时间都花到哪里去了?那幺缓慢、那幺艰辛、那幺扭曲地,对世界说:是「我」在说话。

──是「我」在说话吗?──王文兴《家变》

三十多年来,始终分踞在我爱憎两端的「王文兴」,在此合一,共有血肉。

注释:

  1. 参见〈王文兴文坛公案,退休时反成话题〉↩
  2. Bazarov,屠格涅夫《父与子》中的虚无主义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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